原告阮厚麗因要求確認被告長豐縣下塘鎮人民政府（以下簡稱下塘鎮）于2018年9月27日至10月3日期間作出的行政強制拆除行為違法，撤銷與第三人阮厚強簽訂的房屋征收補償安置協議并解決相關民事爭議等一案，于2019年3月1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2019年3月19日向被告送達了起訴狀副本及應訴通知書。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于2019年6月11日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
因阮厚強與本案被訴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本院于2019年9月16日第二次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原告阮厚麗委托代理人寧峻、被告分管負責人侯久華及其委托代理人黃祥、第三人阮厚強到庭參加了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阮厚麗與長豐縣下塘鎮人民政府鄉政府一審行政判決書
案號：（2019）皖0121行初32號
判決日期：2020-06-23
法院：安徽省長豐縣人民法院
訴訟參與人信息
案件基本情況
被告下塘鎮在法定的舉證期限內，向本院提供以下證據、依據：一、《房屋征收補償安置協議書》，證實該協議系意向性協議尚未生效，雙方系協議自助拆遷行為，具有民事合同性質，并不具有行政強制執行力；二、證明、長豐縣耕地承包清冊，證實原告在1995年二輪承包時，即沒有承包土地，不具有安置補償對象資格；三、長豐縣下塘鎮人民政府長下（2012）49號文件、（2018）109號文件、金店社區的說明、王梅的情況說明，證實金店社區為原告出具證明行為違反鄉鎮規范性文件規定，系無效證明；四、長豐縣人民政府長政（2019）2號文件，長豐縣人民政府長政（2015）18號文件，長豐縣人民政府（2018）12號文件，證實被告與第三人的協議拆遷行為符合相關規范性文件規定，合法有效，原告不具有拆遷安置對象條件。
原告訴稱，一、請求法院依法認定被告拆除原告房屋的行政行為違法，對原告予以補償；二、請求法院依法撤銷被告與阮厚強簽訂的房屋征收補償安置協議，依法判決被告按合政（2018）4號文件與原告簽訂房屋征收補償安置協議給予賠償；三、請求法院依法撤銷被告決定該房屋宅基地補償款全部支付給阮厚強一人銀行票據憑證，依法判決被告按最新征地標準賠償原告；四、請求法院解決相關民事爭議依法確認原告享有繼承權，確認原告具有家庭成員資格，確認原告家庭單位六個人口承包土地（責任田）經營權；五、本案訴訟費由被告承擔。事實與理由：原告父母遺留的符合一戶一宅老宅基地房屋現位于緯二路路基上，房屋屬于個人合法財產，沒留遺囑，子女依法享有繼承權，繼承權男女平等，原告屬于法定繼承人，因道路建設修緯二路連接合肥蒙城北路需要拆迀該房屋，修緯二路涉及征收審批現己報到合肥市相關部門待批，2018年8月至9月期間被告委托機構國土下塘分局拆遷辦串通阮厚強，與他一人簽訂房屋征收補償安置協議，并叫阮厚強寫了一份承諾書，承諾書上明確告知被告阮厚強有姐妹，該房屋是父母遺產，在沒有提供遺囑及合法證據證明該房屋是阮厚強一個人時，拆遷辦不進行資格審查，主觀故意認定該房屋是阮厚強一人，為達到盡快拆除房屋目的，原告在2018年9月20、23日己和拆遷辦經辦人、負責人，規劃局負責人以及分管副鎮長侯久華都說過，拆遷原則是先補償后拆遷，不履行與原告簽定補償安置協議不準拆除房子，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出具合法征收批文和相關征收補償安置方案等，至今什么材料都沒有提供出來，分管副鎮長侯久華和原告說就按合政（2018）4號文執行，但在原告毫無知情情況下，被告在2018年9月27日至10月3日期間把房子拆除，并決定該房屋宅基地使用權補償按每畝3.3萬元全部支付給阮厚強一人，相比安徽省征地統一補償標準下塘鎮是3.738萬元／畝偏低，此補償款屬于父母的遺產，應該依照征地批文下達后的征地補償標準執行依確認繼承權進行分配。依法行政，行政機關沒有隨意處分的權力，被告未經審查主觀故意的決定和拆除房屋的行為違法，嚴重違反程序法和實體法，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權益，房屋拆除現己實施完畢，道路建設是為了社會公共利益，恢復原狀己不可能，故依法應當認定違法。依法撤銷被告與阮厚強簽訂的房屋征收補償安置協議和宅基地補償款全部支付給阮厚強一個人的決定，對原告予以賠償。原告是1997年10月15日捐資入戶農轉非，依法屬于原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符合依法認定安置人口，1995年1月1日安徽省全面實施二輪土地承包，家庭承包責任制30年不變動，長豐縣下塘鎮金店社區出具證據證明拆遷房屋位于下塘鎮金店社區魯墩村北家組，原告是家庭承包土地經營權成員之一，證明原告家庭承包土地經營權有六個人口責任田，根據《繼承法》、《土地管理法》、《農村土地承包法》、《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農村土地糾紛案件的指導意見》，請求法院解決相關民事爭議依法確認原告享有繼承權，確認原告具有家庭承包中家庭成員資格，確認原告家庭單位六個人口承包責任田經營權。合政（2018）4號文是合肥市被征收集體土地上房屋補償安置辦法，第27條實施時間2018年1月5日，第24條，長豐縣參照本辦法執行，被告原則上應該根據中紀委發布的《關于加強監督檢査進一步規范征地拆遷行為的通知》規定集體土地上房屋拆遷，要參照《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的精神執行給予原告賠償，原告要求按合政（2018）4號文執行合理合法，為了維護原告合法權利，根據我國法律相關規定，懇請法院依法給予判決為感。
原告委托代理人針對自己的主張，向本院提供如下證據：一、房屋征收補償安置協議書及長豐縣下塘鎮集體土地房屋征收安置登記結算表、承諾書（阮厚強的承諾書），證明被告是拆遷主體（甲方），乙方阮厚強，甲乙雙方已簽訂該協議，承諾書上已明確阮厚強有姐妹四人，該房屋是父母遺產，被告沒有依法審查故意主觀認定該拆遷房屋為阮厚強一人，目的是為達到盡快拆除房屋；該拆遷房屋面積128.02平方米，附屬物等三項補償共13275.4元。二、家庭成員證明，證明被告父母已故，老家房屋地址位于長豐縣下塘鎮金店社區魯墩村北家組，是父母遺留的符合一戶一宅宅基地房屋，原告是家庭單位6個人承包責任田經營權人之一，與阮厚強是兄妹關系。三、2018年9月30日拍攝的房屋拆遷照片，證明原告老家房屋正在拆除中。四、捐資入戶發票、準遷證、戶口遷移證，證明原告是1997年10月15日捐資8000元入合肥市戶口農轉非，出生地和原住址都是長豐縣下塘鎮金店社區魯墩村北家組，捐資入戶依法可以認定安置人口享受固定30平方米房屋安置。五、合肥市人民政府合政（2018）4號文件，證明合肥市被征收集體土地上房屋補償安置辦法是該管轄區行政規范性文件，2018年1月5日施行，有效期2年，第24條規定長豐縣參照本辦法執行。
被告下塘鎮辯稱，一、《房屋征收補償安置協議書》的性質，屬于平等主體之間的民事協議，被告對第三人的房屋拆遷行為，系雙方真實的意思表示，并不違反法律法規及規范性文件規定，合法有效；因而不屬于“行政強制”，不屬于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審查及受案范圍，依法應裁定駁回其起訴。二、原告第二項訴訟請求“請求撤銷被告與阮厚強簽訂的房屋征收補償安置協議，依法判決按合政（2018）4號文與原告簽訂補償安置協議，并給予補償”及第三項訴訟請求，該訴求依法亦不能成立。首先，關于“撤銷被告與阮厚強簽訂的房屋征收補償安置協議”，因該“協議”尚處于初審階段，故不存在撤銷的問題。依據長豐縣人民政府長政（2019）2號文《關于印發長豐縣房屋征遷公示與審核操作規定的通知》規定，房屋征遷補償安置的程序，實行“三榜公示和分級審核”制度，先有村居兩委人員及群眾代表組成的“內部審核組”進行初審，然后進行三榜公示和分級審核，最后由房屋征收實施單位與安置對象簽訂補償安置協議。原告訴訟的《安置補償協議》尚處于“初審”階段，并沒有有權部門與安置對象簽訂正式的《安置補償協議書》，故原告訴求的“撤銷被告與阮厚強簽訂的房屋征收補償安置協議，依法不能成立。其次，關于其訴求的“依法判決按合政（2018）4號文與原告簽訂補償安置協議，并給予補償?！奔啊鞍凑兆钚卵a償標準補償給原告”，依法均不應支持，因原告不符合安置人口的安置條件。無論依據合肥市人民政府合政（2018）4號文，還是長豐縣人民政府長政（2015）18號文及長豐縣人民政府（2018）12號文件，安置對象均需要三個條件，一是房屋征收時，享有土地承包經營權，二是對擬拆遷房屋具有自由產權，三是公告時屬于征地房屋內常駐戶籍人口，包括就地征地“農轉非”人員。原告在1995年二輪土地承包時，即不享有土地承包經營權；金店社居委出具的證明，與客觀事實不符，且違反相關規定，已予以糾正，原告也非系就地征地“農轉非”人員；因此，原告不應作為安置人口對待，其不應享有安置人口的法定權利。故原告的第二項、三項訴訟請求依法不能成立。三、被答辯人第四項訴訟請求是關于繼承權及家庭成員資格、確認土地承包經營權，均不屬于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審理及受案范圍，依法應駁回其起訴。本案原告認為其享有繼承權及家庭成員資格，因而應作為拆遷安置對象，明顯不屬于人民法院行政案件受案范圍，而系民事案件受案范圍，故依法應裁定駁回起訴。第三人阮厚強與原告的繼承權及土地分配糾紛，應當由原告及第三人先行進行民事訴訟確認是否具有繼承權才能提起行政訴訟，原告直接提起行政訴訟的行為沒有事實依據。涉案房產的相關附屬物等補償款以銀行存單的形式已全部打入阮厚強為代表的家庭戶名下，由于其家庭成員內部發生糾紛，尚未領取。綜上，請求法院依法判決駁回原告訴訟請求或駁回起訴。
第三人阮厚強述稱，一、拆遷安置協議只是協商議定，沒有形成正式協議；二、我兄妹五人，家中只有我一個男孩，父母在2010年生病時，其他子女沒有進行照顧，均是我在贍養老人，其他子女說了不參與家庭財產分配，即使分得房屋，應當放置老人遺像；三、補償款（存單）我沒有拿到，房子也沒有拿到；4、家庭財產在法律上兄妹五人應當均有，但是在道德上他們不應當分割。
第三人向本院提供如下證據：身份證復印件、戶口遷移證、戶口準予遷入證明，證明第三人身份信息及分田時戶口在家庭戶的實際情況。
經庭審質證，原告對被告提供的證據一，三性無異議，對其證明目的不予認可，被告沒有審查房屋是否為一人所有；對證據二，三性及證明目的均有異議，當時承包土地的在場人員沒有該證明上的人員，且違反證據規則，不應當認定為本案證據；對證據三，真實性無異議，對其證明目的不予認可，該證明是金店社區出具的，阮厚梅與本案沒有關聯性；對證據四，真實性無異議，對其證明目的不予認可，2019年的文件是在2019年實行，案涉房屋拆除是在2018年，2015年的文件有效期2年，事發時已失效，對2018年的文件真實性、合法性無異議，該文件依據合政（2018）4號文件，沒有在合肥市法制辦備案，沒有正式發布，不能適用，請求法院對該文件合法性進行審查。對第三人阮厚強提供的證據無異議。
被告對原告提供的證據一，三性無異議，但是被告與阮厚強的協議是意向性的協議，下塘鎮并未蓋章確認，因阮厚強是被拆遷房屋的居住人及管理人，并且阮厚強向政府部門承諾：如其與原告姐妹間因房屋產權分配產生糾紛由其負責解決，與政府部門無關，證實本案是阮厚強與其姐妹之間的家庭糾紛。對證據二，家庭成員證明是無效證明，因當時的經辦人王梅出具的情況說明及金店社區的說明，證明原告的家庭戶只有兩人的承包田。對證據三，不能反映當時拆遷現狀，但是案涉房屋在簽訂協議后已經拆除。對證據四中的“發票”，收款部門是信托投資公司，與本案沒有關聯性，用途是捐贈款，只能證明其捐款8000元，不能證實其是捐資戶口；對其中的遷入證明顯示是投親，不能證實其是捐資農轉非戶口，即使原告所舉證據屬實，也不符合合肥市（2018）4號文件及長豐縣相關文件規定，不能作為相關安置對象。根據現有的土地承包清冊，反映原告在1995年沒有承包土地。對證據五，三性無異議，依據該文件第8條、第9條，安置對象享有承包土地，對房屋具有自由產權等，本案原告不符合。對第三人阮厚強提供的證據真實性無異議，遷移證是1996年1月14日簽發，但在1995年二輪承包土地時，只有其父母承包了3.8畝土地，可以證實阮厚強沒有承包地。
第三人阮厚強對原告提供的證據，認為家庭財產在法律上兄妹五人應當均有，但是在道德上他們不應當分割；對被告提供的“長豐縣耕地承包清冊”，認為當時分田時是魯墩大隊，不應該是金店社區的公章，在90年后，我們家庭戶有7.5畝的責任田。
本院對上述證據綜合認證如下：原、被告提供的證據均與本案有關，可作為定案依據，但部分證據的證明目的與事實不符，依法不予采信。
經審理查明，原告阮厚麗與第三人阮厚強系同胞兄妹關系，其父母過世后遺留的房屋位于長豐縣下塘鎮金店社區魯墩村北家組，該房屋所占用的土地性質為集體土地。被告下塘鎮根據工業園區內道路建設需要，對包括案涉土地及房屋在內的集體土地及房屋進行收儲和預征收。2018年8月12日，案涉房屋實際管理人和使用人阮厚強向下塘鎮承諾同意拆除其父母老宅上的房屋，并承諾在該房屋拆除中與姐妹間發生利益糾紛，由其承擔全部責任，與政府無關。鑒于此承諾，下塘鎮拆遷辦工作人員與阮厚強簽訂了《房屋征收補償安置協議書》，后下塘鎮將案涉房屋予以拆除。根據該協議約定，第三人阮厚強應得安置房（?。└邔?0㎡貳套，應得宅基地補償款52236.06元。該補償款由下塘鎮金店社區以阮厚強為戶名存入長豐農村商業銀行下塘支行，因阮厚強兄妹產生糾紛，該存單暫由金店社區保管，未交付第三人阮厚強，協議約定的安置房屋第三人阮厚強目前尚未取得。
另查明，原告阮厚麗與第三人阮厚強先后于1996年1月及1997年10月以農轉非遷入合肥市壽春路派出所轄區居住。原告阮厚麗父親阮仁貴，母親龔存英共生育五個子女，阮厚強排行老三、阮厚麗排行老四，家庭中除大女兒阮厚梅系農業戶口外，其他子女均農轉非。1995年9月1日，下塘鎮魯墩村北家組“長豐縣耕地承包到戶分戶清冊”上記載：阮仁貴戶實有人口2人，承包耕地人口2人，承包耕地面積3.8畝。被告下塘鎮當庭陳述：95年二輪土地承包時，阮厚麗、阮厚強等兄妹未承包土地，其家庭戶只有阮仁貴，龔存英二人承包土地3.8畝
判決結果
駁回原告阮厚麗的訴訟請求。
案件受理費50元，由原告負擔。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并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
合議庭
審判長張莉莉
審判員張珊珊
人民陪審員楊德慶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書記員楊彪
判決日期
2020-06-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