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訴人寧波泛迪鋼鐵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泛迪公司）因與被上訴人寧波海通疏浚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海通公司）海事海商糾紛一案，不服寧波海事法院（2019）浙72民初617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于2019年9月19日立案后，依法組成合議庭。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召集當事人進行了調查詢問，上訴人泛迪公司的委托訴訟代理人傅奇龍、常東岳，被上訴人海通公司的委托訴訟代理人仲沈鶴、張劍鋒到庭參加。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寧波泛迪鋼鐵貿易有限公司、寧波海通疏浚工程有限公司海事海商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
案號：（2019）浙民終1301號
判決日期：2019-11-13
法院：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
訴訟參與人信息
案件基本情況
泛迪公司向寧波海事法院起訴請求：1.判決確認海通公司于2019年4月8日向泛迪公司發出的《解除合同通知書》無效；2.案件訴訟費用由海通公司負擔。
一審法院認定事實：海通公司系寧波舟山港甬江港區海通路林碼頭1＃泊位1000噸級碼頭所有人并對碼頭附屬辦公樓、倉庫等擁有所有權。2014年4月30日，泛迪公司因生產需要與海通公司簽訂碼頭租賃協議一份，約定泛迪公司承租上述碼頭及碼頭所屬辦公大樓一樓、二樓及場地內庫房等，租賃期限為2014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前三年的租賃費為每年160萬元（不含稅），后二年的租賃費為每年180萬元（不含稅）；在租賃期內，未經海通公司許可，泛迪公司將部分或全部標的物轉租給第三人或違法經營被有關部門處罰的，海通公司有權單方解除協議并扣沒保證金；在租賃期內，泛迪公司應確保安全生產，杜絕事故發生；因管理不當發生的工傷事故和一切意外事故，均由泛迪公司承擔責任和負責處理；雙方并就其他事項進行了約定。2014年5月8日，雙方又簽訂補充協議一份，對租賃期限、租賃標的物等進行了補充約定。其后，泛迪公司因租賃涉案碼頭，經寧波市港口管理局審批取得了港口經營許可證，被準予從事為船舶提供碼頭設施、在港區內從事貨物裝卸服務兩項業務。為了擴大經營，泛迪公司于2017年8月16日與案外人鑫宏公司簽訂碼頭合作經營協議，雙方約定：鑫宏公司以渣土海上中轉清運的合法資質進行參股（占股75%），泛迪公司以涉案碼頭進行參股（占股25%），雙方合作經營寧波市江北區甬江鎮路林碼頭渣土海上中轉清運項目，共同投入、共同管理、共享收益；鑫宏公司提供項目經營所必須的設施設備、專業技術人員等并負責所有相關碼頭費用；合作期限為2018年6月28日至2038年6月27日；鑫宏公司應每半年向泛迪公司支付碼頭使用及管理費（該費用與利潤分配無涉），前三年每半年支付114萬元，第四年至第六年每半年支付125萬元，往后根據泛迪公司與海通公司的協議再進行調整；鑫宏公司自愿承諾每年分配給泛迪公司利潤應大于等于350萬元；雙方并就其他事項進行了約定。2018年7月25日，泛迪公司又與鑫宏公司簽訂補充協議，對租金支付時間等事項進行補充約定。因前述泛迪公司擴大經營需要，2017年8月18日，海通公司與鑫宏公司簽訂碼頭租賃合同與安全協議書。泛迪公司與鑫宏公司并于次日向海通公司出具承諾書，載明該碼頭租賃合同與安全協議書僅作為泛迪公司與鑫宏公司聯合經營涉案碼頭辦理相關登記手續使用，不作為各方之間的經濟活動依據。2017年8月21日，泛迪公司與海通公司簽訂碼頭租賃續訂協議，雙方約定：續訂租賃期限自2019年5月1日起至2024年4月30日止，前二年的年租賃費用228萬元（不含稅），后三年的年租賃費用250萬元，租賃費用每半年支付一次；在租賃期內，未經海通公司許可，泛迪公司將部分或全部標的物轉租給第三人或違法經營被有關部門處罰的，海通公司有權單方解除協議并扣沒保證金；租賃期間，海通公司同意泛迪公司與第三方合作以達到碼頭場地價值最大化；在租賃期內，泛迪公司應確保安全生產，杜絕事故發生；因管理不當發生的工傷事故和一切意外事故，均由泛迪公司承擔責任和負責處理。同日，泛迪公司與海通公司簽訂參股協議，雙方約定：海通公司將涉案碼頭及所屬相關建筑物、設施等的20%轉讓給泛迪公司，泛迪公司為此向海通公司出資1200萬元作為轉讓價款，即泛迪公司占股20%，海通公司占股80%；雙方按照占股份比例承擔責任權益、分配、稅金等各種費用；涉案碼頭及所屬相關建筑物、設施等目前不具備辦理產權變更手續的條件，雙方協商后同意暫緩辦理，由海通公司代持；雙方并就其他事項進行了約定。其后，泛迪公司向海通公司支付了1200萬元的股權轉讓款。2019年1月4日，泛迪公司以“不經營了”為由向寧波市港口管理局申請注銷港口經營許可證，并于同年1月8日獲得批準。2019年6月14日，寧波市港口管理局作出（浙甬）港經證（0058）號港口經營許可證，允許鑫宏公司在涉案碼頭開展為船舶提供碼頭設施、在港區內提供貨物裝卸兩項業務。海通公司認為泛迪公司與鑫宏公司名為合作實為轉租，并自行注銷其港口經營許可證，違反了海通公司與泛迪公司之間的碼頭租賃續訂協議，故于2019年4月8日向泛迪公司發送解除合同通知書。泛迪公司認為海通公司解除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雙方應繼續履行涉案合同，故向一審法院請求確認海通公司發出得《解除合同通知書》無效。
一審法院認為，案件系泛迪公司與海通公司在履行涉案碼頭租賃協議過程中發生爭議而產生的糾紛，屬海事海商糾紛。泛迪公司與海通公司簽訂的碼頭租賃協議系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內容合法有效，對雙方當事人均應具有拘束力。泛迪公司主張海通公司知曉其與鑫宏公司的合作模式并早在2017年8月16日通過與鑫宏公司簽訂碼頭合作經營協議的方式，同意將港口經營許可證辦在鑫宏公司名下，故泛迪公司并不存在違約行為，海通公司解除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海通公司則認為泛迪公司向其隱瞞了與鑫宏公司名為合作實為轉租的行為；海通公司與鑫宏公司簽訂形式協議的原因在于泛迪公司承諾在其持有港口經營許可證的前提下，鑫宏公司可另行申請辦理港口經營許可證，但最終泛迪公司未實現該承諾并自行注銷了其所屬的港口經營許可證，上述行為違反了雙方的約定，故其有權單方解除碼頭租賃續訂協議。該院認為，海通公司是否有權單方解除碼頭租賃續訂協議，應從以下三方面進行綜合分析：一、關于泛迪公司與鑫宏公司之間合作經營的定性問題。根據該院已認定的事實，在泛迪公司與鑫宏公司簽訂的碼頭合作經營協議中，僅對泛迪公司的參股方式、占股比例、合作期限、鑫宏公司應承擔的碼頭使用及管理費、泛迪公司每年的可得利潤等事項進行了約定，而對泛迪公司應履行的義務或負責的經營、管理等事項未進行約定。這也意味著，泛迪公司在與鑫宏公司之間所謂的“合作經營”中，除了以其承租的涉案碼頭進行參股并收取收益或利潤等之外，對生產經營中的相關義務或產生的風險不負責履行或承擔。由此可以看出，泛迪公司實際上系將其承租的涉案碼頭交付鑫宏公司，由鑫宏公司利用“渣土海上中轉清運”資質進行生產經營并承擔風險，泛迪公司僅依據涉案碼頭的承租權在雙方項目中所占的股份收取利潤及碼頭使用、管理費，雙方的合作經營并非一般意義上以“共同經營、共擔風險、共享收益”為主要內容的合作。因此，該院認為海通公司關于“泛迪公司與鑫宏公司之間名為合作實為轉租”的抗辯更為有理有據，予以采納。二、關于海通公司與鑫宏公司簽訂的碼頭租賃合同的定性問題。根據一審查明的事實，海通公司與鑫宏公司于2017年8月18日簽訂碼頭租賃合同與安全協議書，三日后，泛迪公司與海通公司簽訂碼頭租賃續訂協議和參股協議。泛迪公司與海通公司均確認，海通公司與鑫宏公司簽訂的碼頭租賃合同，是為了泛迪公司以與鑫宏公司合作的方式實現涉案碼頭場地價值的最大化，該協議并未實際履行過。據此，該院認定海通公司與鑫宏公司簽訂的碼頭租賃合同系形式上的協議，未得到實際履行。三、關于泛迪公司是否存在違約行為的問題。泛迪公司雖主張已將與鑫宏公司的合作模式告知海通公司并獲得了海通公司的同意，但未提供其將與鑫宏公司之間的碼頭合作經營協議送達或告知海通公司的有效依據。結合碼頭租賃續訂協議的相關約定可以看出，若海通公司已經同意泛迪公司將涉案碼頭轉租給鑫宏公司，則無須在作了“同意泛迪公司與第三方合作以達到碼頭場地價值最大化”的約定后（第七條第1款），仍將轉租行為作為禁止性條款（第六條第1款）寫入協議中。故該院認為，即使海通公司同意泛迪公司以與鑫宏公司合作的方式實現碼頭場地價值最大化并通過其與鑫宏公司簽訂形式協議的方式允許鑫宏公司辦理港口作業許可證，但其本意也是以不得將涉案碼頭進行轉租為前提的；泛迪公司通過將涉案碼頭轉租的形式以實現與鑫宏公司的合作，違背了與海通公司簽訂的碼頭租賃續訂協議。綜上，一審認為，泛迪公司與海通公司簽訂的碼頭租賃續訂協議雖在2017年8月21日已由因雙方簽字而訂立，但因涉案碼頭的續租租期自2019年5月1日才開始，故該續訂協議也自該時起才得以生效。泛迪公司在續訂協議未生效前，行使了雙方約定的可解除協議的轉租行為，海通公司有權依據協議約定行使解除權。泛迪公司雖辯稱“海通公司自2017年8月已知曉其與鑫宏公司的合作，海通公司自2019年4月才行使合同解除權，該解除權無效”，但因泛迪公司未提供其將與鑫宏公司的合作實質上是轉租的事實告知海通公司的有效依據，該院對該主張不予采納。另外，在泛迪公司申請注銷其港口經營許可證的情況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港口法》的有關規定，其已經喪失了繼續經營涉案碼頭的相應資質。綜上，泛迪公司請求確認海通公司解除合同行為無效的主張缺乏充分依據，不予保護。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合同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第九十六條第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之規定，一審法院作出（2019）浙72民初617號民事判決，判決：駁回泛迪公司的訴訟請求。
一審案件受理費100元，減半收取50元，由泛迪公司負擔。
泛迪公司上訴請求：判令發回重審或查清事實后改判支持泛迪公司的一審訴請。事實和理由：一、一審法院未通知案外人鑫宏公司參加訴訟，程序不當。1.一審判決支持單方解除泛迪公司與海通公司之間的碼頭租賃合同，意味著泛迪公司與案外人鑫宏公司之間的合同可能終止。這顯然與鑫宏公司有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關系。2.泛迪公司與鑫宏公司之間的碼頭合作經營協議是海通公司庭審作為證據提供的，海通公司稱證據來自于鑫宏公司。海通公司取得該證據的時間及形式直接關系到合同解除權是否消滅的合理期限的認定。故應當通知鑫宏公司到庭以查清事實。3.合作經營是動態多元的過程，一審判決僅憑一紙協議簡單地作轉租認定，未通知鑫宏公司到庭進一步查清事實，顯然過于草率。綜上，一審判決未通知鑫宏公司參加訴訟不利于查清本案事實，也剝奪了案外人鑫宏公司的合法抗辯權，程序不當。二、一審判決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均有不當或錯誤。（一）一審判決忽略了海通公司解除權行使主體的適格問題。一審判決對于泛迪公司的證據四參股協議及收據的真實性、合法性予以認定，但對關聯性未展開有效論述。泛迪公司認為，根據該參股協議，租賃合同項下不動產標的物買賣合法，1200萬元的對價已經支付，且泛迪公司因實際占有而完成交付。雖未完成轉移登記，但根據相關法律及司法解釋的規定，泛迪公司已實際取得標的物20%的按份共有物權。合同法所規定的“買賣不破租賃”規則主要是指與第三方發生買賣時的情形，本案中海通公司僅以80%的按份共有權行使100%的合同解除權，缺乏依據。（二）一審判決對于海通公司是否在合理期限內行使解除權的問題認定錯誤。海通公司稱其提交法庭的“泛迪公司與鑫宏公司《碼頭合作經營協議》”來自于鑫宏公司，但來源時間未得到鑫宏公司印證。該協議形成時間為2017年8月16日，早于海通公司與鑫宏公司、泛迪公司之間承諾書、碼頭租賃合同及安全協議書的（訂立）時間，也早于泛迪公司與海通公司《海通公司路林碼頭租賃續訂協議》的簽署時間，海通公司完全有機會、動機及能力去了解或要求披露泛迪公司與鑫宏公司的合作模式。這說明泛迪公司一審中有關早已告知海通公司的陳述是可信的，也即泛迪公司當時已履行了催告的義務，海通公司是明知及同意的。在鑫宏公司未到庭說明該協議披露給海通公司的具體時間的情形下，只能推定為2017年8月份海通公司已取得該協議及已明知泛迪公司與鑫宏公司的合作模式。合同法第九十五條規定合理期限內不行使解除權的，解除權消滅。參考有關司法解釋給出的合理期限是知曉解除權事由后三個月，或解除權事由發生后一年，解除權消滅。（三）海通公司無權依據續訂協議解除合同。續訂協議自2019年5月1日才生效。轉租禁止條款并非結算與清理條款，海通公司不能據此解除合同。（四）一審法院“名為合作實為轉租”的認定，狹義理解了合作內容，系自由裁量不當，也有違合同法鼓勵交易自由的立法宗旨。1.2017年8月21日的租賃續訂協議中約定的“甲方同意乙方與第三方合作以達到碼頭場地價值最大化”，說明海通公司同意泛迪公司以碼頭場地為標的物與第三方合作。2.泛迪公司與鑫宏公司的關系名為合作，實為合作。這在合作目的、合作資質、合作投入、合作內容、合作利潤等方面均有體現。3.泛迪公司承擔的主要經營風險是，在合作經營失敗情況下，需要向海通公司支付租金及其他應向海通公司承擔的責任。4.通常來說，禁止轉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有租金差價可能損害原出租人利益，但從協議條款看，泛迪公司并不存在所謂的轉租收益。三、港口經營許可證并非海通公司依法或依約解除合同的事由。（一）從海通公司角度看，無權以此解除合同。雙方租賃標的物是碼頭及其附屬物，租賃后在租賃標的物上獲得資質行政許可并開展經營是泛迪公司的單方行為，與租賃標的無涉。本案不存在合同載明的“違法經營，被有關部門處罰”、“拖欠租賃費一個月以上”等情形。（二）從泛迪公司及鑫宏公司角度看，亦無權以此解除合同。在泛迪公司與鑫宏公司共同開展合作經營的情況下，此證許可給誰不影響經營的合法性。鑫宏公司的許可證與泛迪公司的許可證，經營地域是同一個。同一個地點、同樣經營范圍，只能申領一個港口經營許可證。這也是海通公司、鑫宏公司和泛迪公司形成2017年8月18日承諾書、碼頭租賃合同及安全協議書的原因所在。這恰恰說明海通公司明知并支持泛迪公司注銷許可證并由鑫宏公司申請領取，開展碼頭合作經營。一審判決的潛臺詞是泛迪公司喪失了經營資質不能參與經營，那么當初2017年泛迪公司有許可證而鑫宏公司沒有許可證，就應該得出鑫宏公司不能參與經營合作的結論？這明顯是雙重標準。
海通公司口頭辯稱：一、泛迪公司認為一審沒有將案外人鑫宏公司列為本案必要共同訴訟參加人，存在程序上錯誤。我方認為鑫宏公司不是合同當事人，無須參加訴訟，一審程序正當。泛迪公司一審訴請是確認碼頭租賃合同解除通知書無效，租賃合同的當事人是泛迪公司與海通公司，鑫宏公司并不是租賃合同的當事人。只要泛迪公司存在違反租賃合同的情形，海通公司就可以依據租賃合同行使合同解除權，鑫宏公司不是必要訴訟參加人。根據合同相對性原則，租賃合同和碼頭合作協議是不同的法律關系，涉及不同的合同主體和合同內容，兩者之間沒有必然關系。碼頭租賃合同解除后，泛迪公司和鑫宏公司之間的碼頭合作經營協議可以解除，但是也可以變更，與租賃合同沒有直接關聯。泛迪公司對海通公司向鑫宏公司取得碼頭合作經營協議的時間和形式有異議，完全可以通過舉證的方式抗辯，而不是一定要將鑫宏公司列為本案訴訟當事人參加訴訟。二、海通公司行使合同解除權主體適格。雙方在一審時對于參股協議的真實性、合法性沒有異議。泛迪公司在一審時提出該份證據的證明目的是證明海通公司知道泛迪公司的轉租行為，對這個證明目的海通公司不予認可。二審中泛迪公司又根據參股協議證明泛迪公司對碼頭享有20％的共有物權，認為海通公司不能單獨行使合同解除權，海通公司對這個證明目的也不予認可。理由是：此處的20％只是股權，而不是碼頭的所有權或者共有物權，而且20％對應的目標資產僅僅是海通公司的一部分資產，并不是全部資產。這部分資產也沒有辦法以產權證書或者物權登記形式體現。泛迪公司只是隱名股東，20％的隱名股權是由海通公司代持的，根據法律規定和司法實踐，隱名股東只享有投資收益權，不能參與公司經營管理。因此，海通公司完全有權利行使租賃合同的解除權。泛迪公司也不是20％隱名股權的實際出資人，泛迪公司與鑫宏公司之間還存在一份代持股協議，1200萬元出資款中泛迪公司只出資200萬元，大部分是鑫宏公司出資的，泛迪公司的出資只占20％中的16.66％。參股協議、代持股協議與本案碼頭租賃合同是不同的法律關系，與本案爭議無關，泛迪公司也已就股權爭議糾紛另行提起了訴訟。三、港口經營許可證是本案合同繼續履行的關鍵，也是一審查明的重點。雖然是行政管理的范疇，但是與本案雙方主體，包括鑫宏公司的合法經營都有重要關系。根據相關法律法規規定，港口經營是國家特許經營的，港口經營行為必須、應當取得碼頭經營許可證。無論是效力性強制規定還是管理性強制規定，泛迪公司要以碼頭承租權和他人合作經營的前提是自己必須合法持有港口經營許可證，由于泛迪公司已經注銷了自己的港口經營許可證，鑫宏公司也領取了新的許可證，同一個碼頭的泊位不可能領取另外的港口經營許可證。泛迪公司與海通公司的續租合同已經失去履行基礎，無法實現租賃合同的目的。泛迪公司試圖對外從行政管理角度看待鑫宏公司是碼頭承租人、港口經營人，對內以泛迪公司承租人的形式保持續租合同繼續履行，這種做法欺騙行政主管部門，如果碼頭出了安全事故，除了碼頭所有權人要承擔責任，碼頭承租人也要承擔法律責任。按照交通部給浙江省交通廳港航管理局的批復，本案是完全轉租。無論從海通公司角度、泛迪公司角度還是鑫宏公司角度，都必須解除與法律規定不符、與約定不符的碼頭續租協議，應該由鑫宏公司承租碼頭。綜上，請求二審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中，海通公司向本院提交新證據材料一份“起訴狀復印件”，待證泛迪公司以海通公司解除續租協議為由，要求分割共有物，間接證明泛迪公司對合同解除的事實是認可的。
泛迪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證據材料。
就海通公司提交的新證據材料，泛迪公司發表質證意見稱，對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予以認可，對關聯性不予認可。該訴訟是雙方之間有關案涉碼頭參股協議而發生的訴訟，與本案沒有關系，不能因為參股協議產生的訴訟得出泛迪公司認可案涉租賃合同解除的結論。本院對該爭議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予以認定，泛迪公司對證據關聯性所持異議成立，對證據關聯性不予認定。
本院二審經審理認定事實與一審判決認定事實一致
判決結果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案件受理費100元，由寧波泛迪鋼鐵貿易有限公司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合議庭
審判長樊清正
審判員王健芳
審判員孔繁鴻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書記員徐一菁
判決日期
2019-1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