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訴人華夏消防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夏公司）因與被上訴人張景祥、梁貴龍、張國強財產損害賠償糾紛一案，不服北京市大興區人民法院（2020）京0115民初15022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于2021年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組成合議庭進行了審理。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華夏消防工程有限公司與張景祥等財產損害賠償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
案號：（2021）京02民終939號
判決日期：2021-05-06
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訴訟參與人信息
案件基本情況
華夏公司上訴請求：撤銷一審判決，改判支持華夏公司一審全部訴訟請求；訴訟費由張景祥、梁貴龍、張國強承擔。事實與理由：一、一審判決認定梁貴龍不具有開具發票的資格，并由此判定華夏公司承擔不利后果，存在明顯適用法律錯誤的情形。依法應當改判。首先，梁貴龍等人作為項目實際施工人，提供了服務，并從事生產經營活動并收取款項，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票管理辦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依法負有提供發票的義務。其次，本案中，不能以梁貴龍等人為自然人不具有開發票的資格，便免除其應當依法出具和提供發票的義務。即便梁貴龍等人本身不具有開具發票的資格，其作為涉案項目的經營活動參與者，可以通過向稅務部門申請代開等方式，依法開具發票，且相關發票可依法作為華夏公司依法抵扣稅款的應稅憑證，而梁貴龍等人卻通過違法行為開具了違法發票。由此給華夏公司造成的損失當然應由作為違法開票的行為人承擔。再次，本案中，華夏公司僅負有對梁貴龍等人提供發票進行形式審查的義務，并不具有實質審查義務，華夏公司對梁貴龍的違法行為不應承擔責任。二、本案中，相關企業開具發票后拒絕申報稅款而走逃失聯的行為不僅違法，同時涉嫌構成偷逃稅款的犯罪行為；而梁貴龍等被上訴人作為違法甚至犯罪行為的責任人和直接參與人，反而認定對走逃發票完成不具有任何識別和事前防范的責能力的華夏公司承擔責任，違背基本的公平正義原則。華夏公司對于開票后走逃失聯不可能具備任何識別能力。三、一審判決存在舉證責任分配不公的情形，同時存在事實認定與責任認定自相矛盾的情形。本案為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行業特點決定了承包方具有依法提供可供抵扣增值稅發票的義務，梁貴龍等人作為施工方，依法應當提供能夠證明其抗辯理由的基本證據，包括但不限于其實際提供的合法發票復印件等。四、一審判決存在曲解華夏公司在原審中提起訴訟請求的情形，并在此錯誤的基礎上回避了本案的焦點問題。本案中，華夏公司所稱的“罰款”就是梁貴龍等人提供的違規發票產生的額外應當補繳的所得稅款項和滯納金損失。本案的財產損失金額也是由梁貴龍提供的相關違法發票的票面金額25%加部分滯納金計算得出。但一審法院故意回避了本案爭議焦點，僅僅以沒有形式上的處罰通知，否認華夏公司因《稅務事項通知書》等行政處罰方式所導致的損失。五、從華夏公司提交的證據可以看出，梁貴龍等人的違法開票行為給華夏公司造成了損失。
張景祥、梁貴龍、張國強辯稱，同意一審判決，不同意華夏公司的上訴請求和理由。張景祥、梁貴龍、張國強沒有開具和提交相應票據，一審判決也沒有認定相應票據系張景祥、梁貴龍、張國強交付、開具。華夏公司所稱財產損失無任何證據證明，罰款也沒有證據體現。罰款與繳稅是否與張景祥、梁貴龍、張國強有因果關系沒有證明，所以侵權人并非張景祥、梁貴龍、張國強，損害后果也與我方無關。
華夏公司向一審法院起訴請求：1.判令張景祥、梁貴龍、張國強賠償華夏公司的財產損失罰款和滯納金共計826930.79元；2.判令張景祥、梁貴龍、張國強賠償華夏公司自2016年7月26日起至實際賠償之日止的財產損失的利息203684.54元（按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利率和同期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公布的貸款市場報價利率的1.3倍的標準，暫計算至2020年7月1日）；3.判令張景祥、梁貴龍、張國強對華夏公司的訴訟請求承擔連帶賠償責任；4.由張景祥、梁貴龍、張國強承擔本案訴訟費、保全費、擔保費、律師費等全部維權費用。
一審法院認定事實：2016年4月，華夏公司將涉案工程分包給梁貴龍施工，分包方式為包工包料，雙方未簽訂書面合同。張景祥為梁貴龍承包涉案工程的介紹人，張國強為梁貴龍雇傭的涉案工程管理者。后梁貴龍對涉案工程進行了實際施工，華夏公司亦向梁貴龍支付了部分工程款。張景祥和張國強均代梁貴龍自華夏公司領取過工程款。梁貴龍、張景祥、張國強領取工程款時均在華夏公司的領款記錄本中簽字，其中，領款記錄注明：2016年7月28日梁貴龍領取工程款111萬元，開票單位為北京華運博程商貿有限公司；2016年9月22日張景祥領取工程款50萬元，發票“輝泰德韻”；2018年3月13日梁貴龍領取工程款16萬元，收款單位北京隆利匯商貿有限公司。
2017年7月7日，原北京市大興區國家稅務局第九稅務所向華夏公司出具興九國稅通（2017）41號《稅務事項通知書》，載明：“事由：納稅評估自行改正。通知內容：……你企業2016年度取得62份走逃企業開具增值稅普通發票不可作為合法有效的稅前扣除憑證，對應列入成本費用參與稅前扣除的部分需修改2016年度企業所得稅匯算清繳申報表加以剔除，現提請你（單位）于2017年7月12日前自行改正并于改正后2日內提交自行改正的書面說明。”華夏公司主張62份增值稅普通發票中的5份開票單位為北京輝泰德韻商貿有限公司的發票及2份北京勝利長隆商貿有限公司的發票為張景祥、梁貴龍、張國強提供的違法發票，金額為65萬元。
2018年3月29日，原北京市大興區國家稅務局第九稅務所向華夏公司出具興九國稅通（2018）50號《稅務事項通知書》，載明：“事由：納稅評估自行改正。通知內容：……你單位111張增值稅普通發票為異常憑證，涉及金額合計10185090.97元，稅額合計739372.67元……相關業務處理不符合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規定，應進行納稅調增處理。現提請你（單位）于2018年4月10日前自行改正并于改正后7日內提交自行改正的書面說明。”華夏公司主張111份增值稅普通發票中的10份開票單位為北京鑫泰洪波商貿有限公司的發票及11份北京華運博程商貿有限公司的發票為張景祥、梁貴龍、張國強提供的違法發票，金額為211萬元。
2018年10月23日，國家稅務總局北京市大興區稅務局第二稅務所向華夏公司出具京興二稅風通（2018）02號《稅務事項通知書》，載明：“事由：取得不合規發票管理。通知內容：北京君勝商貿有限公司，發票代碼：1100164320……；……共計268張，合計金額25423026.45元，稅額1279439.27元（詳見清單）……，請你單位按照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8年第28號第十五條規定，于接到本通知書之日起60日內換開符合規定的發票。”華夏公司主張268份增值稅普通發票中的2份開票單位為北京隆利匯商貿有限公司的發票為張景祥、梁貴龍、張國強提供的違法發票，金額為20萬元。
2017年7月10日，華夏公司繳稅1445678.64元；2018年4月10日，華夏公司繳稅1916299.66元；2018年5月10日，華夏公司繳稅586000元；2018年5月28日，華夏公司繳稅678897.85元；2019年1月7日，華夏公司繳稅3756390.09元。以上繳稅記錄均有中國工商銀行電子繳稅付款憑證予以佐證，且每張繳稅憑證的稅（費）種名稱均載明“企業所得稅”。
一審法院認為：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應當提供證據加以證明。在作出判決前，當事人未能提供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華夏公司主張因梁貴龍等人向其提供違法違規發票導致其被稅務機關處罰，梁貴龍、張景祥、張國強對此予以否認，故華夏公司應負有舉證責任。華夏公司提交的2號、41號、50號《稅務事項通知書》，未見明確罰款意向，亦未載明具體罰款原因、罰款數額，內容為通知存在問題并限期改正。華夏公司提交的繳稅憑證，顯示每筆稅費均為企業所得稅，屬于華夏公司依法應繳納的稅務范圍。上述證據，不足以證明華夏公司主張的事實成立。華夏公司的訴訟請求，證據不足，一審法院不予支持。需要說明的是，華夏公司與梁貴龍雙方之間系建設工程合同關系，根據相關法律規定，收取工程款開具工程款發票是承包方稅法上的義務，但華夏公司違法將涉案工程發包給不具有施工資質的梁貴龍個人，其明知梁貴龍不具有開具發票的資格，并在支付工程款后收取與其無真實經濟往來的單位出具的訴爭發票作為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憑證，不符合國家相關稅務管理的規定，應承擔相應責任。
綜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條之規定，判決：駁回華夏消防工程有限公司的訴訟請求。
二審期間，華夏公司提供兩組證據，第一組證據為稅款繳納憑證，證明涉案違法發票開具的時間多因稅務部門抽查而非在常規時間繳納,梁貴龍、張景祥、張國強提交的違法發票使得華夏公司不得不補繳稅款，并由此遭受了巨額損失。第二組證據為短信截圖，證明雙方曾就違規開票事宜進行溝通，并明確告知張景祥，其提供的發票屬于違法違規開具的發票。張景祥、梁貴龍、張國強對第一組證據的關聯性和證明目的不認可，認為不屬于新證據；對證據二的真實性認可，對關聯性和證明目的不予認可
判決結果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案件受理費12070元，由華夏消防工程有限公司負擔（已交納）。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合議庭
審判長李漢一
審判員李琴
審判員衛華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祁哲洋
書記員沈佳盟
判決日期
2021-05-06
